很多人联想的是曹操纳荀彧之议，但早在曹操任兖州牧时，来投的毛玠已向曹操建议“夫兵义者胜，守位以财，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，畜军资，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。”这个真知灼见恐怕已留在曹操的脑海中。

刘协曾使刘虞子、侍中刘和伪逃董卓，欲招其父将兵来迎，但失败了；李傕与郭汜的混战期间，终逃出了长安。但除了张杨曾供应粮食外，其他军阀对他不闻不问，“州郡各拥强兵，而委输不至”。

刘协当初欲招揽的首选是与王允共诛董卓的吕布，但吕布自己无畜积，养不起这群汉官。因为当时的情况，正如《三国志．董卓传》所云“天子入洛阳，宫室烧尽，街陌荒芜，百官披荊棘，依丘墙间。州郡各拥兵自卫，莫有至者。饥穷稍甚，尚书郎以下，自出樵采，或饥死墙壁间。”这也解释杨奉收到董昭以曹操名义所写的信后，会表荐其为镇东将军、袭祖爵费亭侯。因为他不但少外援，更缺粮！

董承接纳赵岐之议，倒是促成了刘表遣兵“助修宫室，军资委输”，但沒有再进一步的行动。

袁术是有实力迎献帝，不过他想的却是自己称帝；袁绍呢？沮授倒是劝过他“迎大驾於西京，复宗庙於洛邑，号令天下，以讨未复，以此争锋，谁能敌之？”袁绍听罢也说“此吾心也。”尽管他真的遣郭图迎刘协，但最终却在会议中接受反对派淳于琼的建议，放弃沮授之策。袁绍本来就不太认同刘协这个董卓所立之傀儡，固是原因之一，毕竟他曾打算另立刘虞，来对抗董卓这个关东同盟部份人眼中的伪帝。

陈琳代笔的《为袁绍檄豫州》，倒以此为自己辩护当初的决定“后会銮驾东反，群虏乱政。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离局，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，使缮修郊庙，翼卫幼主。”前一半与公孙瓒火拼是真的，烽火连遍幽、冀、青三州，但这只是对外能宣称的表面理由。当然，长安政权也应记一功，让公孙瓒假节督幽、并、青、冀四州（见《后汉书．刘虞传》），他便能名正言顺讨袁绍。

但其真正的理由有两个，其一是淳于琼（《献帝传》的记录是包括郭图，但陈寿则记郭图“还说绍迎天子都邺”）的反对之因“汉室陵迟，为日久矣，今欲兴之，不亦难乎！且今英雄据有州郡，众动万计，所谓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若迎天子以自近，动辄表闻，从之则权轻，违之则拒命，非计之善者也。”这个理由，恐怕才是当时大部份人（包括袁绍）的心中所想，。

另一个就真的不能明说了“馥以书与袁术，云帝非孝灵子”（见《三国志．公孙瓒传》注引《吴书》）、“时议者……少帝幼弱，为贼臣所立，又不识母氏所出”（见《三国志．袁术传》注引《吴书》），直言刘协非刘宏子的韩馥，乃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的同谋，刘协有可能不怀疑袁绍是散播谣言的同谋吗？

关东联盟讨董时，朝廷曾遣五个使者，结果却是四死一被逐（仅大鸿胪韩融以名德免死）！其中，少府阴修是死于袁术之手，袁绍可以赖帐不认；但执金吾胡母班、将作大匠吴修和越骑校尉王愧等，却真的是袁绍下令予王匡杀掉。这五人是九卿、八校尉的级別，对无仇无怨的公卿尚如此，刘协会怎样想？胡母班死前臭骂袁绍的“悖暴无道”吗？界桥之战后，又杀长安所署的冀州牧壶寿，屡杀汉官还能让刘协无所顾虑吗？

公孙瓒表袁绍罪状中的第五条就称“矫命诏恩，刻金印玉玺，每下文书，皂囊施检，文曰‘诏书一封，邟乡侯印’。昔新室之乱，渐以即真，今绍所施，拟而方之。”杨定曾请侍中尹忠为长史，刘协却在诏书以此回答“侍中近侍，就非其宜，必为关东所笑。”（见《后汉纪》卷28）可想而知刘协与关东之间的关系何等恶劣，关东盟主袁绍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少。

要知道很多忠于汉室的臣子如朱俊，留下一句“以君召臣，义不